只要一个民族谨记自己的过去以及他们祖先的伟大,这个民族就会幸福地生活在当下和未来。

我们都知道二战的罪魁祸首是希特勒。不过,就算希特勒再强大,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他也没有办法发动战争。因此,在筹备战争前,最重要的就是煽动民众。无法否认的是,希特勒是一位极具演讲才能和极具指挥才能的政客。他仅凭一本鼓吹日耳曼民众优越性的书籍——《日耳曼尼亚志》,就成功点燃了全国上下的“激情”。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943年,德国的政治体制还不稳定,其“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还是一个妒忌和猜疑的体制。这一体制由不同利益团体对权力的共同渴望来注入能量,并由看似“柔弱的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来维持。虽然他在各级厅署、部门和单位之间架构了某种制衡机制,但其中许多机构都各自拟定和安排它们自己的任务规划。汉斯·弗兰克——一个狂热的纳粹元老,他作证说,有多少国家社会主义者,就有多少种国家社会主义。即使纳粹的意识形态标准有时会略有损益,但其意识形态的核心仍然清晰可辨。在希特勒之外,还有一套官方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世界观:它包括极端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此外还伴随有反犹主义和一种粗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日耳曼革命”作为标题在《我的奋斗》第一卷的一份早期文稿当中出现过。后来的更改则表明了希特勒对日耳曼神话的普遍痴迷的一种矛盾态度。而这种态度像一场瘟疫一样迅速传染给了其他人。就像他的手下将领海因里希·希姆莱,他将自己的党卫队设想为某种日耳曼时代的先锋队,他期望通过把他的元首视为“伟大的日耳曼帝国领袖”来达到这样一个时代。

希特勒的公众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同日耳曼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在政治活动中,这位“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日耳曼领袖”——正如他从1940年起被冠以的称呼——知道要播放什么样的进行曲,也知道如何去鼓动那种日耳曼激情。在保罗·冯·兴登堡的葬礼上——此时,这位第二任总统连同他曾任职的共和国一起被埋葬于地下,希特勒作为前者事实上的继承者,以祝福他可以安全地进入日耳曼中的圣殿来结束他的悼词,“逝去的将军,如今进入了瓦尔哈拉(日耳曼神话中的诸神住所分为十二个领域,其中瓦尔哈拉是奥丁神的家,也是在尘世阵亡的英雄的住所)”。同年,在卡尔斯鲁厄(德国西南部城市,隶属巴登-符腾堡州)的一次集会上,希特勒公开宣称自己不明白为什么德国人要“因他们的祖先而感到尴尬”,毕竟,他们“在罗马建立的一千年前就曾有过一段高等文化时期”。他设想着能在未来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国家”,其首都会被定名为日耳曼尼亚。

在希特勒的观念中,国家社会主义将会是“一场人民的运动,而不是一种教派活动”。然而,日耳曼民族性却被这一运动中的一个组织搞得就像是一种宗教崇拜,而且在纳粹活动的最初几年,那部神圣的文本(指《日耳曼尼亚志》)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化中无处不在,且极为突出。1936年的纽伦堡党代会特别推出了一座修饰有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作者)文本片段的“日耳曼会堂”。每一位入口处的游客都可以看到元首的那个信条:“德意志的青年应该知道:具有男子气概的忠诚坚贞是日耳曼人古老的美德。这个新的国家就奠基于这一美德之上”。这句题词使人想起了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人的忠诚,而且很有可能在“日耳曼会堂”中有所征引。围绕塔西佗的文本撰写出来的教条文章在那些意识形态刊物中比比皆是,比如《教育书简》、《黑色军团》、《国家社会主义教育》、《日耳曼的遗产》、《人民与种族》以及《国家社会主义月刊》——这些只是这个极权主义政权炮制出的一小部分破烂货。在他们舒服的座椅中,众多籍籍无名的纳粹分子编造了日耳曼人殊死战斗的艰辛与日常的劳碌,每支笔都是一把剑,每一间书房都是一个战场。

面对党的关切,许多国家社会主义青年因此受到了“无以复加的追捧和奉承”。然而,在诸如戈培尔这样冷酷精明的纳粹精英看来,他们只不过展现为某种“原材料”,通过教育的“过程”,这种原材料能够被整合成一种“协调一致的集合体”,以便为“国家的政治目标所利用和操纵”。教育沦落为宣传。这个将智识才能视作某种缺陷的新政权建立了新式教育机构,比如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培养纳粹官员的初级学校)和骑士团城堡(培养纳粹官员的高级学校)。至纳粹垮台前,德国共设有12所阿道夫·希特勒学校。此类学校由希特勒青年团主管,学生从该团少年队内12岁的儿童中选拔,审查的重点是外貌特征,学制六年,教学内容有文化知识和军事训练。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学校,使之与意识形态相一致。希特勒拟定了自己所认为的简单明了的教学重点:新的教育目标将不再是用知识来“填塞”学生,而是要“培养绝对强健的体魄”。体育在学校教学中极为显要,而在希特勒青年团和德意志女青年团中则尤为突出。他们认为,在运动锻炼中可以展现男子气概,而真正的“日耳曼人”一直都热衷于短跑、跳跃、摔跤和游泳,更不用说军事训练了。塔西佗所描述的剑舞——“那些赤裸着的青年在剑丛枪棘之中纵跃舞蹈”——也在无数关于日耳曼运动的讨论中得到人们的呼吁。与此同时,纳粹思想的训练则是又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主要的目标是强化意志和决断的勇气。

除了学生,教师也像勇敢的战士一样战斗在革命的最前沿。他们被纳入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当中,要在各种会议上接受意识形态的指导,其间要阅读一些诸如《种族史:一名教师需要知道什么?》这样的小册子,以及各种期刊——比如《国家社会主义教育》——里的文章。《国家社会主义教育》是该教师协会的会刊,其前三期刊载了四篇有关日耳曼的文章。“具有重要影响的德意志史前史”可视为一个纲领性的题目,1939年发表的11篇文章都对此进行了讨论。第一期的前言说明中提到了那个老生常谈的德意志人民重生的信念,此外,它还提到教育领域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层面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如今,根据北欧的品性特征模式来塑造学生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成为教育的重中之重。希特勒本人认为,当务之急是使每一个男孩和女孩认识到“血统纯洁的必要和本质”。他们将会了解到历史战场上的雅利安种族如何在文化上脱颖而出。在关于德国史前史的第三次全国会议上,罗森伯格着重强调了历史研究的新热点,即“数世纪以来一直保持不变的品性特征以及血统的永恒性”。那些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人都认为历史应该激发思想,鼓舞精神。光荣的历史将会得到复兴。

基于类似的观念取向,《第三帝国青年史册》充满自信地向“誓死效忠的年轻战士”保证说,它将会激发他们对自己民族及其价值的热情。这部史册强调古代祖先的生存空间就在“自己左右”,他们的血液在“你的血脉”中流淌。接下来这本书就开始讨论“两千年前德意志人民”的土地——塔西佗著作中所提到的地区。行政部门的指导方针要求对英雄气概和日耳曼的领袖概念作出详细的阐释。因此,这本《史册》就用塔西佗式的色调描绘出日耳曼的穷山恶水,并说明日耳曼人如何能够在这些恶劣的环境条件下“振作起来并展现出吃苦耐劳的品质”。这本《史册》的青年读者是这个坚韧民族的后裔,“需要展现自己的价值所在,永远无所畏惧、意志坚定”。随后,这本书又对日耳曼的首领进行了描绘,论述了那些誓死效忠他们首领的年轻战士。当时的政治课也效仿说:“只要那种男子气概的忠诚恒久长存,德意志民族就永远不会灭亡。在第三帝国,元首的周围不是也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吗?这些德意志的爱国者体现了日耳曼的忠贞和英雄气概,是你们的光辉榜样!”

除了那些坚毅执着的战士,还有技艺娴熟的农民。为了再次严格地执行相关部门的指示,《第三帝国青年史册》紧接着又描述了日耳曼人的农场以及他们全部的先进工具和装备,以便驳斥那种将他们的祖先说成是野蛮人的污蔑。与这种诋毁正好相反,《史册》中的日耳曼人在创新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创造力并不亚于他们在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因为他们是普罗米修斯的战士。

就这样,通过一系列政治、文化、教育上的宣传,希特勒成功将整个国家的民众洗脑。民众们开始认识到,原来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最强大”的民族。曾经是,现在也是,只要一个契机,他们就能将这种优秀的基因,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全世界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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