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肯尼迪总统、卡特到克林顿三届政府,加德纳分别出任大使、总统贸易政策与谈判顾问、西雅图WTO部长级会议美国代表团成员,至今,他仍是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政策顾问。谈到几任总统,他说:“在个人

交往上,我和卡特最熟悉,我们至今仍保持联系。肯尼迪总统我只见过三四次。克林顿和希拉里我都认识,希拉里刚当选参议员时,曾让我推荐一个对外政策顾问。这三位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对于现任总统奥巴马,“我没教过奥巴马,和他不熟,尽管我和副总统拜登是好朋友。奥巴马和那三位前总统一样睿智。他还有一个难得的优点:自制力极强,性情极好。”

他的名片上印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但他还有过很多身份:执业律师、美国副助理国务卿、驻意大利大使、驻西班牙大使、联合国特别顾问、总统贸易政策与谈判顾问、西雅图WTO部长级会议美国代表团成员、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政策顾问……这些似乎无法用一两个词来概括。

“这的确是个棘手问题。”近日在上海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这位老人笑着回答。今年82岁的他并不显老态,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言谈、反应、思维和记忆力不会输给比他小二三十岁的人。不过,他仍然开玩笑地提醒摄影师:“请让我看上去很年轻。”

加德纳用去年给学生做的一篇演讲的主题,为自己的这辈子作了总结:“法律——主要是国际法,外交,还有经济,这就是贯穿我人生的一条主线。”

加德纳身上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除了丰富的职业生涯之外,还有他的“梦幻学历”:哈佛大学经济学本科(1948年),耶鲁大学法学院硕士(1951年),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1954年)。

能够进入这些顶尖学府,并不是因为他的出身。加德纳生于纽约市曼哈顿,是一个中产家庭的独生子,父亲是律师。“和中国不少独生子女家庭的情况相似,父母也想给我最好的一切,受最好的教育。”他告诉记者,“我有幸能上这些学校,并非因为父母有钱。上哈佛和牛津,我都是靠奖学金。”

资助加德纳上牛津大学的,是出过众多名人的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算他的“学弟”)。

加德纳的博士论文题为《英镑-美元外交》,讲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诞生经过。“我运气很好,拿到了英美首席谈判代表凯恩斯爵士和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私人文件——可以追溯到1942年的原始文件。二战犹酣时,我们已经开始规划起战后的架构,这要归功于罗斯福总统的远见卓识。他想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奠定经济基础。”加德纳回忆说。

当时坐下来讨论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只有美英两国。今年加德纳又写了一本小册子《布雷顿森林-关贸总协定体系》,为该体系62年来的成败开列一张“资产负债表”,并提出这一体系应如何再造、调整,以包容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

从牛津学成回国之后,加德纳却选择了一条有别于自己接受的科班教育的道路,因为“我发现一点:要当一个经济学家,我还不够聪明”。

于是他改行做起执业律师,主要涉及国际法。三年后,他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教法律。又过了两年,约翰.肯尼迪宣布竞选总统,32岁的加德纳加入他的竞选班子,并在肯尼迪当选后被任命为副助理国务卿,负责联合国事务。

“那时我还很年轻,就在联合国工作,为肯尼迪总统的‘新边疆’理想效力,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经历,我无法用语言向你传达。”加德纳感慨道。他在联合国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等很多戏剧性事件,并参与了《外太空条约》、《联合国发展计划》等历史性文件的起草。

肯尼迪遇刺一后多后,加德纳回到了为自己保留教职的哥伦比亚大学。虽然重返校园,但他与政府的缘分还远没有结束。

在加德纳的哥大同事中,有一位同在肯尼迪政府中任职的老友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这位比他小半岁、在波兰出生的教授,当时已经是著名的国际战略理论权威。

1973年夏季的一天,两人一起在哥大教工俱乐部吃午餐时,布热津斯基告诉加德纳:戴维.洛克菲勒想和意大利、日本友人成立一个由商界、学界和政界人士组成的团体,商讨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并邀请自己出任负责人。他问加德纳想不想参加?后者欣然接受了。

这个团体,就是在著名的美欧日“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其成员几乎囊括了美国的“外向型”政要:卡特、基辛格、老布什、克林顿夫妇、格林斯潘……

布热津斯基还提起吸收卡特的趣事:委员会创始人先拟定了一份成员名单,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来自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还有一些加州的,就是没有南方人。他们觉得这样不行。

正好那个星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做的是南方各州州长,上面有佐治亚州州长卡特的照片。洛克菲勒说:“你们读到这个人的故事没有?他在东京、布鲁塞尔和华盛顿都开办了办事处,听上去非常‘三边’,也许我们应该吸收他进来。”于是,卡特便成了委员会的一员。

“1974年我到华盛顿出席三边委员会的会议,当时这位年轻州长见人就握手,操着浓厚的南方口音说:‘嗨,你好啊。我是吉米.卡特,我要竞选总统。’”加德纳回忆起第一次见卡特的情形。“当时人们都纳闷:这家伙是谁?没人认真看待他。但布热津斯基和我都对他印象深刻,因此当他邀请我们加入他的对外政策顾问团队时,我们都同意了。”

1976年,卡特果然当选总统,他的政府有13名成员来自三边委员会,包括副总统蒙代尔。布热津斯基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加德纳则成了驻意大利大使。

1981年,由于卡特的败选,加德纳结束了四年的大使任期。2005年,他写《意大利使命》一书出版,受到了卡特、布热津斯基、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意大利前总理阿马托、前总统柯西嘉等人的高度评价。卡特称该书“是对冷战历史上最艰难,也是最成功外交使命之一的戏剧化且准确的叙述”。

1993年,加德纳再度出使南欧,被新总统克林顿任命为驻西班牙大使。这段经历同样让他很有成就感。“在我出使期间,西班牙曾任欧盟轮执主席国。当时的外长、后来的欧盟外交负责人索拉纳找到我,说他们要借担任轮执主席的时机,加深欧美关系。于是我们设立了一支团队,开始展开谈判,最后达成《跨大西洋新议程》——一项由四点组成的全面合作协议。这是我在西班牙的巅峰时刻。”这位前大使告诉记者。

这次他还是干了4年。“这是正常的任期。一个总统获连任之后,通常会另派一个大使。4年其实也够了,再长就会变乏味(笑)。我自己也想回来过正常生活,当一个教师兼律师。”他说。

加德纳接受采访时,正值西雅图世贸组织第三次部长会议的10周年纪念日。那次会议留给人们的最大印象是暴力和失败。

当时加德纳应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的邀请,成为美国代表团的一员。1999至2002年,他是总统贸易政策与谈判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我们每隔几个月,就和总统或美国贸易代表开一次会,商讨贸易政策。”

西雅图会议旨在启动新一轮贸易谈判,各方打算就议程达成一致。1999年11月底,当美国代表团抵达西雅图时,发现当地形同围城,很多抗议者上演了“全武行”,美国代表团是最主要的目标之一。

“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那些狂暴的人包围了我们代表团,使我们成为囚徒,去不了会场。”加德纳说,“这些人很多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公平的说,也有很多抗议者并非疯子或暴徒,只是工会成员或存在真正关切的人。”

他分析说,会议的失败其实不完全是抗议者造成的,尽管他们制造的混乱导致会期推迟了两三天;主要原因是美欧无法就农业问题达成一致;“这很让人悲哀。我是自由贸易的信奉者,那次会议的失败是一大挫折。10年过后,我们还是原地踏步,无法完成多哈回合。希望明年能够完成,但难度非常大。”

现在加德纳是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的约40名成员之一。这些来自商界、工会、学界和法律界的成员每年开会三四次,由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主持。

如果不在政府任职,加德纳就回哥大教书(目前教“国际法基础”),同时也在律师所兼职。谈到美国现任总统,他说:“我没教过奥巴马。他本科念的是哥大,但法学院却上了哈佛。”

G:是。但我不认为这是坏事。如果精英分子是指某人很幸运,得到了最好的教育,他又努力将所学运用于现实世界中,且他重视知识与学习,那么我就是个精英分子。在这里我不是指那些势利眼、看不起教育程度不如自己的人。一些未受过正式教育的人也可能非常聪明,比如我们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哈里.杜鲁门。他从未上过大学。

G:我分别只向卡特和克林顿捐过1000美元。对此我很自豪。有些人能当上大使,是因为替当选总统筹款百十万美元。我认为,这是我们体制的一个不幸方面。

G:在个人交往上,我和卡特最熟悉,我们至今仍保持联系。肯尼迪当总统时,我只有32岁,只见过他三四次,与他关系并不密切。不过,我和阿瑟.施莱辛格(肯尼迪的“宫廷史官”)是好朋友,索伦森(总统首席撰稿人)也是。克林顿和希拉里我都认识,希拉里刚当选参议员时,曾打电话让我推荐一个对外政策顾问。我推荐了一个以前的学生,他现在跟她进了国务院。

这三位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他们并不完美,和普通人一样,也有积极和不那么积极的方面,但他们真的很聪明,很善于分析,提出尖锐问题,处事很有条理。

奥巴马也一样。我见过奥巴马,但和他不熟,尽管我和副总统拜登是好朋友。奥巴马和那三位前总统一样睿智。他还有一个难得的优点:自制力极强,性情极好。虽然面临那么大压力,但他从未发过脾气。有这些总统是我们的幸运,而在肯尼迪和现在的总统之间,有些总统就不让我引以为荣。

G:我很幸运,能在法律实务、法律教学和政府三种职业中通行。很难说我最喜欢哪一个,这三种经历都很棒。我认为法律实务和政府工作的经验,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教授;同理,这些背景也让我在政府中干得更好。

我有三个学生在政府中身居要职,他们都只有四十多岁,一个是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一个是负责政治与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另一个是美国贸易代表处的首席律师。

G:美国的贸易文化有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对等性。启动战后开放贸易体系的第一项相关法案,是1934年罗斯福总统实施的《对等贸易法》。其概念是:美国愿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换取其他国家相应地对美国产品开放市场。

当然,我们也接受这种概念:不发达国家不必作出与富国相同的让步。但在对外贸易上,国会拥有巨大权力,没有它批准,什么都干不成。我们必须从中、印、巴西等新兴国家取得充分的市场开放机会,尽管未必要完全对等,这样才能说服国会让步。

我并不是说美国的表现很完美,我们也许需要多削减农业补贴,但目前在工农业产品和服务业三大领域内,给我们出口商的机会还不够多。例如去年我们对华出口额为710亿美元,进口额却高达3370亿美元。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市场的开放。

G:因为我深信,一个大使应该对他的出使国负有义务,不应一离任就把一切外传,让出使国仍然活跃的人士难堪。我的书相当透明,什么都讲,引用了当时我的日记、电报、与华盛顿的往来函件。或许我等了太久,当然写书也用了我很长时间。另外,我还需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过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和CIA几道关,好在他们没有拿掉任何内容,因为事情毕竟已过去了25年。如果只过去5年,他们会说:不不不,你不能提那件事。

G:当时人们还不了解这个问题。现在我们需要努力说服美国国会和公众。众议院通过了一个相关法案,但参议院还不没有通过,这有点让人难堪,因为我们将两手空空地去哥本哈根。奥巴马政府和中国都提出了减排目标,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我们都需要做得更多。我希望哥本哈根会议成功,否则结果将是悲剧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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